外公拔喉陷兩難 母親一舉動啟發許冠文

關於死亡的抉擇，家屬往往希望能夠盡全力挽留病人生命，在中大醫學院「從上天堂到破地獄：醫生與笑匠談生死」對談會上，許冠文與趙偉仁卻以親身經歷，將「如何告別」的倫理、法律與情感，攤開在光底下。

許冠文分享外公早年靠呼吸器延續氣息的經歷。那時護士告訴他的母親，「病人已昏睡多日，僅靠呼吸機維持生命，若拔除，很快便會離世。」其母親聞言，輕輕將外公的呼吸器移開。他說，自己從那一刻明白了：「為何要讓他繼續受折磨？不拖延，才是重點。」

時間拉近到二三十年前，許冠文父親的醫生致電喚他前去，「你父親情況不太好了，過去三天靠藥物在撐，但沒有可逆性。」經歷過外公一事，許冠文隨即作主不再用藥，父親之後便安詳離去。那一次，他切身體會「善終」的重量：不是延長時間，而是減輕折磨。這些經驗，成了他對「預先交代」的實踐。他早已反覆對太太與子女叮嚀：若有一天自己陷入同樣境況，無須猶疑——拔管。他強調，平日自己就把生死意願說清楚，免得臨時倉皇。

然而，「拔管」其實牽涉沉重的法律與醫學判斷；在香港社會與法律的框架下，臨終照護如何兼顧尊嚴與止痛，成了醫療與倫理共同面對的課題。

趙偉仁說，特區政府去年推動「預設醫療指示」立法，預計最快明年生效。其實醫院早已有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討論機制；當病人陷於不可逆的臨終過程、正承受痛苦時，團隊會盡量從病人的角度出發，衡量繼續進行侵入性治療是否仍有意義。他以自身父親為例，嚴重肺炎合併既往腎病，插管固然可以延命，卻多半難以換回一段有品質的生命。與母親充分溝通後，他們決定不插管。「在未來制度下，若屬不可逆轉——如末期癌症、重度認知障礙等——病人在仍清醒時，可預先立下指示。」

然而，「不可逆轉」並非單純的醫學公式。九十歲的肺炎與十九歲的肺炎，醫學與倫理的判斷角度迥異；什麼叫去到盡？界條在哪裡？趙偉仁坦言，醫界未必有一致標準，也盼聽見政策制定者的看法。

旁聽座談會的衞生署署長林文健，被「點名」提問時補充：「最重要的是過程中做好溝通——醫療團隊、家屬與病者之間，既要理解『還能不能做』的專業判斷，也要直面家屬在照顧與情感上能否承受。所謂『不可逆轉』，不該只是科學的結論，更需兼顧人情與尊嚴。」他還提出，「如果搭車的過程中，風景都很美好，但若知道前方會墮入深淵，也許應在風景還美的地方下車。」有些醫療「能做」，卻只會加重痛楚；這時，監護人需要有勇氣，為摯愛作出合乎其價值與意願的選擇。

活着何不提早學會放下

談及生命的邊界及是否渴望長壽，許冠文提到宇宙的「設計師」。若真有其人，為何設計凡人必死？他反問又自答：或許，正因有限，才有意義。倘若永生，時間無窮，今天不做改天再做，最終重複而厭倦；但若知道終點存在，人反而會用盡力氣，把最愛的事做深、做好。

他提起《破地獄》的一句：生人也要「破地獄」，「我們心中的地獄，常是放不下的怨與愛。拍完戲後，黃子華去做了他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便是相約那位曾發誓此生不再見的父親吃飯。」許冠文因此更確信：能放下，才是真正的超度。連仇人也能原諒，重擔便落地。

許冠文又說，道教對此也有隱喻，人死後可超度出地獄、再入輪迴；而輪迴最慈悲之處，或在於「忘記」——將前塵清零，重新出發。「既然如此，活着的我們，何不提早學會放下？」他說。

說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行字，兩人給出了不同的盼望。趙偉仁希望墓誌銘寫着：謙虛、做實事、服務市民，為醫學略有開創的教授。 許冠文則言，最有意義的是他做過一些事，「讓一些人快樂過，尤其笑過。那就夠了。」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盈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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